农村地区妇女两癌筛查项目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5)

4 政策建议

4.1 村医参与宣传发动 乡村医生（村医）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赤脚医生”，主要指在我国农村最基层一级的卫生组织、村卫生室工作，通过乡村医生考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证书的人员［22-23］。村医作为农村卫生技术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主力军，是广大农民的健康保护者，平时主要负责为农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卫生宣传等服务［24］。村医深植于农村文化中，村民与村医之间相互信任，彼此地位平等，且村医与村民之间有着多种关系，乡亲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熟人朋友关系，村医更熟悉与村民疾病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25］。在“两癌筛查”过程中，村医的建议与发动能够提高妇女的参与率。一方面，农村妇女信赖来源于医生的健康信息，大部分妇女将村卫生室作为健康咨询的机构，村医的宣传更具有信服度。有研究显示，医生的建议对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种族的妇女的筛查行为有着最为强大的积极影响力［26］。另一方面，村医最为熟悉当地妇女的健康需求和状况，能够识别具备高危因素的妇女，有针对性地动员其参与筛查。

4.2 多重手段反复宣传刺激 以政府为主导的、有组织、有规划的“两癌筛查”项目，自开展以来为我国妇女的乳腺癌、宫颈癌的防治现状做出了巨大贡献［27-28］，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妇女参与率不高的问题［29］，而宣传教育作为“两癌筛查”开展中的关键一环，能够有效地提升妇女的筛查参与率［30］。有研究显示，妇女对筛查知识的认知程度与其参与筛查的行为呈正相关，即对筛查知识了解越多，筛查参与意识也就越强；当妇女对“两癌”及筛查存在错误的认知时，其参与率往往不高［31］。例如一些妇女将“疼痛”作为乳腺癌、宫颈癌的患病指征，认为筛查仅仅只是诊断手段而不具备防治癌症意义的观念与其筛查行为呈负相关［32］。妇女参与率较高的A示范区“两癌筛查”工作组利用新媒体、文字信息、小型宣传讲座、组织人员（村级干部、村医、妇女主任等）走村入户等多种形式对妇女进行宣传与发动，如当地妇女主任在微信群上为妇女分享有关“两癌筛查”详细信息的新闻、视频、广播链接、“两癌筛查”的文件等，妇女可以获得更直观的视觉和听觉感受。有研究表明，重复的、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大众传播媒体宣传能够提升群众的筛查依从性和对筛查的认知［33-34］。此外，妇女也会收到村级干部们的信息提醒或是电话通知；在文字信息上，传统形式的文字信息传播工具，如便利的宣传册、宣传单等在该示范区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在人流较多的街道，可以看到醒目的发动妇女参与筛查的横幅，营造一种“全民参与”筛查的良好氛围；小型的宣传讲座和组织人员走家入户与妇女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能够让妇女体会到村领导的重视，自身参与筛查的意识会更强。

4.3 当场告知筛查结果和及时回报后续结果以形成良性口碑笔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各筛查单位会在检查结束后当场将除液基细胞学以外的其他结果告知各参与筛查的妇女，一些筛查现场设有专家坐诊，专家会根据妇女的个人检查情况给予建议；后续的宫颈细胞学检查通过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病理科发出结果后以反馈单的形式发放至妇女手中，妇女的等待时间一般不会超过7 d，一旦发现筛查异常的妇女，检查中心的人员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及时而迅速的结果反馈在妇女人群中引起了好评，筛查形成的良好口碑在村民之间口口相传，这样能够为下一年的筛查动员发挥积极作用。有研究提出，妇女迟迟不能收到检查结果将会导致筛查率的下降，因而当场告知筛查结果和及时回报后续结果的做法值得倡导［21］。

4.4 避免推荐非必要的后续服务 “两癌筛查”为政府主导、多方合作的一项民生工程，在经费管理、人员培训、筛查服务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监督机制，透明化、公开化、人性化的管理切实保障广大农村妇女享受到免费筛查的福利，而一些刻意引导妇女就诊、虚报病情、扩大诊疗指标、药物推销等的情况应被积极避免。调研中笔者发现，虽然监督教育已到位，但由于疾病诊疗的尺度本身有浮动，医疗机构自身也有拓展业务资源的需求，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引导性”的建议仍然无法完全避免，而暗示性的医疗建议可能引起患者对项目公益性的怀疑。

上一篇：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