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妇女两癌筛查项目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4)

3 主要问题

3.1 部分农村妇女缺乏“两癌”知识与社会支持，筛查参与率低 一些农村妇女囿于文化水平、年龄、社会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缺乏对危险因素的认知和“两癌”的防治知识，筛查的参与意愿低。例如一部分农村妇女将“疼痛”作为不健康的标准，认为“没有疼痛”即为健康，如“我自己的身体我最知道了，我现在身上又没有什么地方痛，我没得病”。相信传统“宿命论”的农村妇女，则认为“生病与否是天注定的，自己不能去控制”，没有体检意识，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不足，认为“两癌筛查”没有意义。有妇女表示“命都是天定的，没得（病）就没得，得了（病）就只能死，搞（做）个检查有什么用”。另外一些妇女迫于有限的社会支持，即使知晓“两癌”筛查能够帮助尽早诊断疾病，也对筛查持消极态度。例如，有妇女表示，如果在检查后确诊疾病，害怕后续的医疗花销给原本经济困难的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所以忌讳参与“两癌筛查”。

与缺乏相关知识的农村妇女相比，一些知晓“两癌”相关知识、有良好就医行为的妇女通常能够意识到“两癌筛查”对规避潜在风险的必要性，对筛查的参与率高。此外，一些妇女表示家属提供的支持促进了其筛查积极性。如在筛查现场，许多中年和老年妇女是受到子女的催促前来，并且一部分是由子女陪同而来。“这种对健康有益的体检，一有机会我就会参加，就算是身体出了毛病，也能尽早治疗。”“我是坐我儿子的车来的，他催了我好几天了，要我来做检查，说这个检查做了很好的。”

3.2 地理交通因素和筛查时间场所安排阻碍妇女参与筛查一些地域范围广的偏远农村，交通不便利，筛查单位的选址与一些村落的距离较远，部分妇女因地理因素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参与筛查的难度大。在X村X组，有适龄妇女200余例，但只有34例最终参与了筛查，调查发现该组到当地规定筛查地点大约需要车行40 min，步行2 h。一项来自挪威的研究同样显示，筛查场所至居住地的地理距离远是阻碍妇女参与宫颈癌筛查的因素之一［19］。筛查的时间和场所安排也会对妇女的筛查行为产生影响。“两癌筛查”通常定于夏季开展，因为天气炎热，妇女们多集中选择在7：00～8：00气温较凉爽的时间参与筛查，使空间有限的筛查场所变得十分拥挤，并且排队等待的时间长，部分妇女因难以忍受“炎热”“排队时间长”而放弃筛查。

3.3 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感影响妇女筛查积极性 一些曾有过负面医疗卫生服务经历的妇女，在没有全面了解筛查单位的情况下，往往不会轻易主动参与筛查，对筛查持观望态度。有被调查妇女反映，在其所在的乡镇，曾有一些实质上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医疗机构下乡，号召当地妇女参加体检并承诺为其提供如“妇科检查”等免费服务，随后将妇女们的体检结果“严重化”或误导以谋取医疗服务利润。妇女们有了上当受骗的经历，对医疗机构产生了不信任感，对免费的“两癌筛查”服务持怀疑的态度。而信任医疗机构的妇女往往参与筛查的积极性高。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贫困乡村，当地的乡镇卫生院大多在医务人力资源不足的同时，还面临着资金支持与设备资源的缺乏，其医疗服务本身不景气，在没有外来资金的支持下难以提供妇幼卫生服务［20］；加之当地的妇女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差、交通不便、医疗保险覆盖率低等多方面的原因，较少享用公共卫生服务资源［21］。这样的地区，妇女们对由市、县级医疗机构的骨干技术人员负责且完全免费的“两癌筛查”响应度很高，筛查现场一度因前来筛查的妇女多而十分拥挤。据相关地方卫生局领导表示“村民们一听说是县妇幼派的人来负责筛查，都十分乐意来参加，积极性很高”。

3.4 部分地区缺乏浓厚的筛查氛围 营造良好的筛查氛围是促进妇女参与筛查的关键。在农村地区，“两癌筛查”消息在妇女群体中的流通和周围妇女对筛查项目的反应能够极大地影响妇女参与筛查的积极性。筛查氛围不浓厚的地区，妇女的筛查积极性往往不高。如某市部分农村地区，只采用了口头的方式通知部分妇女，以“一传多”的方式宣传“两癌筛查”，此后未进行后续宣传，该地妇女的筛查参与积极性不足50%。在营造筛查氛围的过程中，村级干部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些村级干部参与发动的农村地区，妇女参与筛查的积极性更高。村级干部们作为村级大小公共事务的发言人与执行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与当地村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与信任关系。村级干部在妇女人群中进行“两癌筛查”的宣传，消息流通快且广；加之妇女与村级干部彼此之间熟悉，妇女们愿意听取其建议。“我本来不打算来的，因为孙子在家里没人管，我要带孙子，但是我们组长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事，说这个对我们很好的，我就来了（参与筛查）。”此外，妇女参与筛查的行为也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据未参与筛查的妇女反映，其周围的邻居也没有参加筛查，受到其他妇女的影响，所以自己也未曾参与筛查。“我那个时候跟她们（邻居）在打牌，她们（邻居）也没有参加筛查，我觉得（筛查）应该不重要”。而在筛查现场，参与筛查的妇女往往与其他妇女结伴而来。由此可见，周围人群的参与积极性能够提升个体的参与积极性；反之，若周围人群的积极性不高，则有可能挫伤个体的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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